深圳特区四十年|第一代打工妹郑燕平:有幸搭乘改革开放的高铁。

1979年7月,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在蛇口响起。随着填海造港机械的轰鸣声,改革后的“试管”蛇口工业区诞生在这片初始面积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次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从那时起,春天的气息就从南海画的这个“小圆圈”里飘走了。

现在码头开放了,高楼拔地而起,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很多经济腾飞的奇迹都是从深圳开始的,曾经的小渔村变成了国际大都市。

回望40年,深圳通过蛇口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的袁庚,率先在蛇口推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方式进行项目管理、职工住房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实行全职合同制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蛇口成为深圳乃至全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郑燕平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第一代员工。她在深圳生活了近40年,是变化的见证者和受益者。这座城市的发展和成就都保存在她的记忆里。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

1982年2月,毕业于韶关一中的郑燕平通过韶关劳动局参加了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在蛇口工业区设立的凯达玩具厂的招聘。那时候她一心想走出家乡,看看外面的世界。

凯达玩具厂是当时深圳最早的外资企业之一。申请成功后,郑燕平带着80多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来到蛇口,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一名女工。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回忆起她第一次来深圳的情景,郑燕平说还有一个浪漫的原因吸引着她。“听说这里有海,一直觉得海很美。70年代有首歌叫《假日海滩》。那首歌我还会唱,所以我就想看看。”

当她第一次到达蛇口时,郑燕平看到了荒凉的眼睛和尘土飞扬的建设中的工业开发区。她不时还能听到炸山填海的声音。只有附近的供销社能买到一些简单的日用品。如果她想要更多的选择,她需要骑自行车穿过荔枝森林去买。“我们来了一个月左右就开始想家了,有时候会躲在被窝里哭。”幸运的是,年轻人总是有办法找乐子。妇女节那天,她和其他姐妹在宿舍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

郑燕平在工厂的生产线上负责给洋娃娃缝制衣服。当时她的月收入还算丰厚,固定工资80元,多出的生产部分还能拿到相应的奖金,此外还有加班费和考勤奖金。最多时仅加班费就超过1,000港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其他地区是不可想象的,而郑燕平也参与了中国最早的工资制度改革“结构性工资制”。

那时候,郑燕平会有意识地把工资存起来,用员工名额从香港买冰箱、彩电、洗衣机,年底带回家。“那时候周围人都羡慕我们家有一个人在深圳工作,能从海外买到‘咸水货’。”那时候物质消费还不发达,她已经可以从蛇口工业区的职工食堂买到很多“稀罕货”,包括香港娃娃面、午餐肉罐头、力士香皂、黑色牙刷等...

不仅如此,蛇口管委会还由全体员工选举产生,蛇口的员工还可以分期购买工业区的福利房。早期蛇口所有员工都可以根据入区时间打分,婚后享受相应的住房福利待遇。1990,郑燕平以22000元的价格买了一套67平米的二手房。她自己凑了8000元的首付,每个月还480多元的贷款。

郑燕平仍然记得国家部长级领导人来工厂看望工人,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饭,唱诗,就工人要求的福利待遇作出指示的情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蛇口情节’,讲的是早期来到蛇口的那群人的感受。”

“作为一名女性工作者,我知道哪些女性权益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随着工厂订单的逐渐增多,工人的工作量也猛增,加班也越来越频繁。同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员工权益保护存在一定问题。这种情况在当时园区的其他企业也有发生,蛇口工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在凯达玩具厂工作两年后,郑燕平被调到蛇口工会,先后在妇女部和法律部工作。谈到工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她说:“在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雇佣双方的问题。最理想的当然是双赢,但在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定位和定调很重要。不能只看重用人单位,更不能践踏员工的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不遵守规则。”

“女工出身,我知道哪些女权更应该被重视。”有一次,郑燕平收到了对一家食品厂的投诉。该厂女工被车间玻璃门划伤,厂方却不认定她为工伤,并将矛头指向女工与主管的争吵,认为女工是在负面情绪影响下推玻璃门受伤,要求赔偿。在了解了初步情况后,郑燕平前往工厂实地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玻璃门原本就有破损,但用胶水粘上去并没有消除潜在的隐患。基于此,郑燕平坚决支持受伤女职工申报工伤:“工伤的界定只说了工伤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并没有说因为吵架或者其他原因不算,也没有说不能遭受血肉之躯的痛苦和经济损失。”

在郑燕平看来,蛇口工会可以算是中国工会的一面旗帜。它不仅率先制定了无歧视条件招聘员工的标准,特别是女性员工在结婚和怀孕时不得自愿离职,还要求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必须在工会备案。当时蛇口工业区的四五百家企业都在工会的权限之内。

随着权限范围的扩大,郑燕平开始更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知识储备,萌生了参加高考的想法。“我非常喜欢写作。一开始不知道考什么,就考了中文系。”然后她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成功成为深圳大学中文系的一员。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叫安子的女农民工也考上了,她的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女农民工画像》开始在深圳特区报1991连载。可以说,八九十年代的深圳,建设的如火如荼,文学的诗意盎然。日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深圳“打工文学”,就是在庞大的劳动人民群体中诞生的。

“光写和说是不够的。我也必须有方法,懂得法律。”工作中需要处理的各种复杂的劳资纠纷,让郑燕平发现,法律可能是更迫切需要的知识。于是,在中文系读了一年后,她转到了法律系,然后她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在蛇口工会的岗位上,郑燕平一直工作到退休,在此期间,她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日益完善的劳动权益保护。她认为,近年来,深圳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越来越注重专业化。以蛇口工会为例,工会每年都会招标,并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帮助工人解决纠纷。“工人只要有问题就可以过来,工会出钱请专业律师打官司”,这样就形成了社会购买服务。

“我很幸运,偶然搭上了改革开放的高铁。”

退休后的郑燕平生活丰富,和90后爱好者一起跑步健身,学习炒股,考取心理学三、二级证书,也体验了做生意的乐趣。

性格开朗的郑燕平在蛇口工会担任女工部部长期间,经常组织女干部开展业余活动,或去世界之窗游玩,或结伴逛街,有一两个去结识了当时常去的一家服装店的老板。现在服装店老板拓展了网上销售业务,邀请她加盟。郑燕平欣然同意,“我的性格是做我决定要做好的事。今年2月19是我到深圳38周年。我想给自己一个礼物,就是做一个VIP掌柜。”为了拓宽游客来源,郑燕平主动结识了许多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朋友。她喜欢在家里放一束黄玫瑰。在空闲时间,她会买一个新鲜的木瓜和一份甜点,并邀请她的朋友在家聚会。

回顾在深圳近40年的生活,郑燕平对自己的幸运心存感激。“在深圳,尤其是在蛇口,我最大的财富是获得了完整的人生体验。”她记得深圳第一届交谊舞大赛,蛇口十佳歌手大赛,演讲比赛等等。记得参加了滕文基导演的《锅锅勺交响曲》的拍摄,是作为群众演员。那是一组大雨中的镜头,她湿透了但还是很开心。我还记得每一次徒步旅行,我脱下3寸的高跟鞋,穿上球鞋和朋友一起。最好的记录是我在10小时内完成了惠州60公里徒步挑战,前后挑战了三次。它发达,包容,永远年轻。“我没有想到我会坐上这趟改革开放的高铁。在我心目中,深圳是最好的家。”郑燕平说。

(除特别注明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